摘要 ：拯救乡村的衰败，依靠现行的“慈善事业”或“散财童子”式的新农村建设思路，不行。出路在于，中央政府应按照社会主义的思路，集中财力做好三件事：改善和依赖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社区合作；推动乡村文化体育建设，振兴乡村社区精神；以城市挽救农村，促进少年“城市中国”的崛起。

　　一、中国农村走到大变迁的十字路口

　　在传统社会里，中国农民的家庭耕作延续了两千多年。从1956 到1981 年，中国农民的集体耕作持续了25 年。从1981 到2006 年，中国农民退回家庭耕作又持续了25 年。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快速而巨大的变迁，综合实力壮大，为城市援助农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在新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决定：自2006 年元月1 日起，取消已有两千六百年历史的农业税；此前，政府已经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取消了乡统筹和村提留两项收费，还明令禁止以“乱收费”对农村社区事业进行“摊派”。2005 年冬，中共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准备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强的动力。2006 年春，全国人大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定为国家大政方针，进行了具体的财政规划部署。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为标志，中国农村又来到了一个大变迁的十字路口。

　　中国思想界相当一致地拥护这一战略决策。但同时，大家也对农村困境的由来、解决办法、发展前景存在不同的看法。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市场经济下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是国家投入不足农村缺少“基础设施”？是基层官员太多而且腐败，国家政权的“下沉”，农民“权利”被剥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是城市的剥削？解决农村困境的主要办法之一──国家向农村的转移支付资金──会不会变成慈善、浪费、或者“形象工程”？新农村到底新在哪里？

　　二、在某“国家级”贫困县见到的事

　　2005 年暑假，我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些学生去华北西端某国家级贫困县做社会调查。下面的三个故事是我们亲眼所见。

　　1、30 户农家买不起的变压器

　　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平地村，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向县委副书记汇报了村里的困境：在庄稼灌浆期最需要水的时候，某村民小组30 户人家提取地下水的变压器坏了，没法抽水灌溉水浇地（靠汲取地下水灌溉的地，比旱地的产出几乎高一倍）。地下水不要钱，可提井水要付电钱。变压器由一家农户承包管理，代收电费，并用电费支付管理维修费。虽然承包户愿意支付变压器维修费，但县供电局却不肯维修，称：依国家技术规定，这台变压器早已超期服役，不能再修，必须报废。然而，新变压器要6000 元，承包户不肯出这笔钱，因为承包合同规定：承包户负维修责任，但没有折旧更新的责任。然而，农时不等人，这30 家农户因变压器而面临生计危机。

　　为什么这30 户不能每户出200 元集资购买新变压器？村支书严肃地解释道：“30 户共同所有，就成了‘集体资产’，没人会干这种傻事”。那让承包户购买呢？村长的回答是，承包户买不起。即使买得起，村民也不肯支付比现在更高的电价，因为种粮并不赚钱，只是供给村民的口粮，所以，谁买变压器谁吃亏。由于旧变压器是“原先的集体资产”，电费又由“国家”来收，因此，村民认为应当由“国家”支付新变压器的钱。那么，谁是“国家”呢？乡里几乎没有“财政”，管理两万多人的乡政府每年只有两万元办公费，连台办公电脑都买不起，遑论给每30 户买1 台新变压器。县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差不多，每年的收入只够发工资，90％的开支要靠中央政府每年一亿多元的“转移支付”――“国家”已经“承包”了整个县的党政文教――比起“承包”每30 户农民1 台变压器，不如干脆“承包”这些农户的口粮划算（全县农民每年的口粮为一亿元的三分之一）。如果管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政府，强大到能为每30 户农民提供1 台变压器，那简直就成了恐龙。我再问到：如果“国家”认为没有责任负担这台变压器，怎么办？村长的回答很干脆：要是这30 户打不上粮食，那“国家”就得负担他们的生活。

　　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个悲喜剧。县委副书记当即用手机给供电局长打电话，命他立即派人来村里维修变压器，供电局长只能服从。我问副书记，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回答是，“我是这个村的人，村书记和我是最要好的小学同学，一起光屁股长大的。”再问，那实在维修不了怎么办，其他村民怎么办，其他村怎么办？全县农村大多数变压器都进入了报废期，又怎么办？他笑着说，“没办法，等着‘国家转移支付’吧。” 我从这个故事领悟到，仅靠“国家”的社会主义，而没有社区的社会主义去对接，那就只有旧农村，不会有“新农村”。

　　2、“转移支付”修的“渠”

　　一个山区贫困村的支书，向县委副书记提出一个“宏伟规划”：村里全是旱地，但山里有股泉水，要是能把泉水引到村里，全村的旱地都“可能”变成水浇地。支书希望县里帮他申请30 万元“国家转移支付”，引水进村。县委副书记答应了。

　　光秃秃的黄土丘陵上，哪来的能持续多年浇灌上千亩山坡地的“泉水”？若是早年间就有，恐怕“人民公社”那会儿就修了。若是新来的泉水，等修好了渠，泉水可能又突然消失了。无独有偶，这个县刚申请到了五亿元“国家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在县境内某条“河”上修座水坝。但那条所谓的“河”，仅仅是山里泄洪的通道，并且已经干涸很多年。虽然如此，因为该县是某部委承包的“扶贫”基地，该部还是帮助这黄土山上的“国家扶贫水利工程”立了项。

　　即使村支书说的“泉”是真的，修渠到底要花多少钱？就目前的情况，“转移支付”的三分之一能落实到村就已经很好了。由此，为那30 万工程款，他大概得申请100 万元。然而，100 万元与该村可能增产的粮食相比，还不如国家白送农民这些粮食。况且，这个村正在变成“空心村”，半数青壮年都离开了。我问老支书，如果给你十万元，多余的钱归你，你能组织村里人把水渠修起来吗？他回答，可能。又问，如果退回25 年以上，回到人民公社，修这个引水渠要多少钱？他回答说，“不需要什么钱就能修，冬天没事干就修渠。”

　　通往这个小山村的山路没有“硬化”。我猜想，坐汽车来的客人们还会想到让国家来硬化这条道路。但村里没有机动车，只有驴和骡马，当然还有人力。

　　如果国家成了慈善家，甚至“散财童子”，我们不会得到“新农村”。

　　3．高效的“转移支付”

　　我们访问了县城里的三所中学，都是近两年重建的，是全县最壮观、最大型的建筑。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农村人仅存的体育和文艺活动，看到了积极向上的现代合作精神。

　　县一中是高中，而且是地级市的重点中学，高考升学率高达80％，许多大城市里的孩子付费来这里念高中。学校的教学、体育、卫生、用餐设施完备，学生宿舍八人一间。教员是本地区收入最高的“公家人”，工资与学生升学率挂钩。

　　县二中是初中，最有趣。县里挪用财政，仅用了400 万元就重建了这所壮观、漂亮的中学，拥有400 米跑道的大运动场。一个私人企业家投资并管理学校的主餐厅，可供五、六百人井然有序地同时就餐。两栋漂亮的大宿舍楼每间住十个学生，每层配两个大卫生间。与一中同样，每个班学生有80 人左右。在舍监督促下，学生定时起床、洗漱、晨练、就餐、上课、上晚自习、再洗漱熄灯就寝，宿舍干净整齐。这所上千学生的公立学校，不靠国家拨款，完成基建之后就自我运营了。学校每年支出三、四百万元，其中部分由大城市来的借读生用学费支付，部分靠国家给教师的人头费和收取学生的宿舍费和杂费。

　　县三中与县二中的情况相同，只是多了个不是市“重点”的高中。遗憾的是，在这个县我们没有见到一所“职业高中”（过去说的“技校”）。

　　这个县有一半的农家孩子读不起中学，或者不能完成初中教育。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小山村，老支书自豪地告诉我们，经过他的努力，在县里的帮助下，村里几年前重修了小学。我们去看了这所村“小学”。学校总共两个教员，教全村五个年级共20 多个孩子。校舍极为简陋，却是村里仅有的两栋砖瓦房（其余都是窑洞）中的一栋，一排30 多米长的简易平房，包括两间教室、两间教师宿舍和一个办公室。教室的黑板是用水泥抹的，刷上了黑漆，但漆已剥落了。户外，有个席子围合起来的露天厕所，布满密密麻麻的蛆，苍蝇扑头盖脸，气味令人呕吐。在厕所旁边，“校长”为我们十几个师生和官员烧了午饭。

　　那个五亿元的水坝，那笔国家每年支出上亿元的“转移支付”，还有那小山村计划申请的30 万或者100 万元的水渠项目，能够建造多少所400 万元一所的初级中学或职业高中？如果主食、宿舍、校服、书本免费，农民们会送自己孩子到县城读中学的。“国家转移支付”，再加上城里人对农村人的救助，可以轻易做到这些。减少农耕人口，扩大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正是“新农村”的全部希望所在。

　　人力资本是中国拥有的最大资本。如果孩子们读完了中学，习惯了有组织、有纪律、有书报的生活，习惯了干净的被褥和卫生设施，习惯了洗漱，习惯了文艺和体育活动，他们就不愿再回到那肮脏黑暗的窑洞里去，不再能容忍肮脏的饮水和“厕所”，不再能容忍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不管将来毕业做什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留在城里工作，不再是自生自灭的个体农民。与此同时，乡下的人均耕地面积会成倍扩大，他们留在乡下的父母及父母的父母就能改善生活。一个劳动力耕作五亩地还是30 亩地的收入，有质的不同。即便因劳力短缺而退耕还林，甚至弃耕那黄土秃山，也比增产那一点粮食合算。一家一户种自家口粮，那是一种古老中国的“小康”，而今意味着贫困。要古老的“乡村中国”，还是少年的“城市中国”？答案在于把初中和职业高中作为最大的“扶贫”投资项目。如果有更多的钱，我们还可以让40 岁以下的农民自愿接受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

　　三、建设新农村要首先理解农村贫困的根源

　　有了对农村贫困根源的知识，才能发现和尊重农村事务的规律。了解了这种规律，才可能恰当地处理国家援助与村民“自助”的关系，村民物质需要与文化需要的关系，以及农村眼下的迫切需求与历史发展方向之间的关系。

　　中国农民贫穷，从根本上讲，不是因为国家政权的“下沉”，不是因为基层政权的腐败，不是因为“权利”被剥夺，不是因为农民税费负担过重，不是因为城市的剥削，更不是因为农村缺少“基础设施”。中国农民贫穷，有五大根本原因。

　　1、制造的产品已取代养殖和种植的产品，成为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农业已成为“产业”。占人口10％以下的农户，用机器耕作辽阔的耕地，方能获得城市普通人家的收入。中国迄今最高的粮食年产量是5000 亿公斤。按每公斤一元算，总价才5000 亿元（而国家对农村一年的投入要3000 多亿元）。中国GDP 近19 万亿元，粮食只占中国财富总量的5％。

　　2、中国农村人口过多。农村人均耕地少，构成“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一半农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供农民自己消费。中国农民人均耕作一、两亩地，而在农业发达国家，人均耕作上千亩地。自种自食的自然经济是我们时代最落后的一种生产方式。在工业时代，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拒绝自种自食，养牛的也得买牛奶喝，对鲜奶进行卫生消毒和包装的是专业工厂。因为引进了土豆、玉米、白薯，清朝的农村人从一亿上升到四亿，自由小农经济的成功达到了顶峰。

　　在1840 年，这种生活方式进入了不可逆的衰亡期。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中国在册的农村人口高达九亿，包括将近五亿农业劳动力。尽管农业技术在飞速进步，耕地总量却是固定的，因此，农业领域的劳动积极性空前下降。

　　3、组织社区合作非常艰难。人们独立自由，不肯合作，习惯以出工不出力、“搭便车”来抵制合作组织。中国农民家庭的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有两千多年历史，自足、独立、自私、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生活方式构成了“乡村中国”的“基因”，与工业时代严密的组织化生产格格不入。无拘无束、潇洒闲逸、独立自由的耕织生活，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征服了满族，使这个习惯合作的游牧民族忘掉了关于战争的艺术。但在工业时代，所有产品都是合作劳动的结果，包括教育领域淘汰了只有一个老师的私塾。

　　4、市场机制摧毁不肯合作的小农。小规模家庭农业无力应付市场上变动不居的成本和销售价格，无力适应市场机制对规模效益的要求，更无力联合起来建立非农的产业。所以，农村整体沦落到破产的边缘：一部分农民陷入绝对贫困，大多数农民陷入相对贫困，农村与城市的鸿沟急剧扩大。市场经济是事实，是农村衰落的原因，而不是挽救农村的手段。不组织起来合作，农民就无力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就只能沦落为21 世纪里自种自食的“自耕农”。

　　5、衰落的农村导致农民萎靡的精神。在市场条件下农村经济的衰败，以及中国一些农村政治政策方向上的失误，导致了农村基层原有社区组织的溃败。农村基层社区组织的溃败，导致了农村文化的衰败甚至倒退。在繁荣的城市面前，农村人的精神和自尊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精神和文化上更加衰落，甚至堕落到求助传统迷信。文化垮了，就更加一无所有，就使农村人更难组织起来，更难应付时代的挑战。中国农民处于无组织状态，中国工人也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其他普通中国人也正在走向无组织状态。因为组织上的瓦解，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凝聚力也瓦解了。然而，在迄今仍存活的少数集体经济社区里，我们能看到强大的非农经济，蓬勃向上的精神，以及比较丰富的文化生活。

　　身陷贫困的中国农村，向中央政府发出了SOS 求救信号，也向城市发出了警告。对流动民工犯罪的恐惧已经把居民区变成了城市监狱，变成了铁窗铁门和保安警卫的天下。在市场机制下，城乡逐渐呈现的对立，正在取代作为共和国基石的“工农联盟”，威胁中国的社会统一，威胁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

　　有了这样的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途径也就清楚了。答案在于减少农民，把农村人口降低到总人口的10％以下，降低到一亿人以下。危机中孕育着机会，也预示了光明的前途。若保持以往每年减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半个世纪后，农村人口将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中国将逐渐呈现一个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

　　一个古老的、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乡村中国”，将会变成一个年轻的“城市中国”。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农村人组织起来，找到非农业的生存方式，促进“城市中国”尽快诞生。

　　四.、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不是政府

　　税费负担没有了，基层政权也不做事了，农民与政府的矛盾减少了，但农村会依旧贫穷，依旧走向衰败。在中国辽阔的乡村，国家四处散财的“转移支付”只是杯水车薪，不可能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也解决不了社区衰落破败问题。许多学者对国家在农村投入巨额资金产生幻想，他们激烈地争辩投入的具体领域，乃至投入的方式，却忘记了“村民自助”，忘记了农民才是“主力军”的道理。2005年中国财政收入高达三万亿元，即使全部赠送给全国三亿农户，也只是每年每户一万元，每人每月不到300 元，把共和国搞到彻底破产的“转移支付”，也不过如此。事实上，国家准备每年投入农村3000 亿元，其中的2000 亿是原有的，增加部分是1000 亿，相当于农村人口每人每月才几块钱。有学者认为，国家投入主要应当集中在“农村基础设施”上，特别是建设和硬化通往各村的道路，理由是，“基础设施”属于“公共”范畴，理应由“国家”来投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第一，“公共”分成社区集体和全民的“公共”。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还划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农村都是集体所有制。由国家把大大小小的“公共”都包起来，哪怕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做不到。通往中国300 万个自然村或50 万个行政村的道路有如毛细血管，比国家交通的大动脉还长得多，更不用说连年持续不断的养护费用了。即使在富裕强大的美国，联邦政府也负担不起“毛细血管”公路的建设。第二，“基础设施”这个概念是应城市经济需求而来的。“自然经济”不催生“基础设施”概念，密集的人口和频繁的交易是建设昂贵“基础设施”的动因。

　　当今农村正处在劳力向外流动的大潮之中，出现了许多“空心化”村庄。硬化了路面，却只走人力和畜力交通运输工具，当然不经济。办小学，二十几个学生一所学校，很不经济。办有线通讯和电视，也不经济。强行投入不经济的事，就必须考虑国家的财力。“国家”本身并没有收入，羊毛出在羊身上。国家包办所有的农村社区经济，就要获取农村社区所有的收入，至少是城市经济的全部收入。如果那样做，就是“集权主义”。

　　国家不是散财童子式的慈善家，只是新农村建设的推动者，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新农村建设的资源投入，主要不是国家财政，而是农民的劳动――“劳动创造财富”。人均一、两亩地，每年在地里从事三、四个月的简单劳动，八个月失业在家赌博，当然贫穷。向哪儿劳动？如何劳动？

　　五、协调新农村建设中的三大关系

　　了解了农村事务的规律，新农村建设就要尊重和利用规律，进行战略筹划，集中财力去处理三大关系：一是国家投入与村民自助的关系；二是村民的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的关系；三是乡村眼下的具体需求与乡村未来发展方向的关系。

　　1、国家投入与村民自助的关系

　　农民只有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劳动，才可能“自助”，才能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才能修缮社区的水利、道路、桥梁、电力、文化设施，才能普及科学和卫生知识，才能维护本地社会秩序和改善社会风气。国家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投入，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没有社区的社会主义合作精神，就不可能有“新农村”，就不可能体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组织农民社区自助？当然要依靠植根于乡村的中国基层党政组织。中国的农民不是没有组织的农民，党和政府已经渗入到了乡村的基层社区，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伟大成就。有些学者认为这种“渗入”使农民不堪其负，但事实是，“渗入”是人民公社时期乃至人民公社以前就已经发生了的，而“不堪其负”恰恰是在回归家庭耕作之后才发生的，是在党的基层组织涣散乃至瘫痪之后才发生的，是在乡镇企业“转制”之后发生的。

　　要分散的个体农民“自我组织起来”，是空想。若中国农民能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就不会有1900 年仅仅两万个八国联军士兵就从四亿五千万中国农民手中抢走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事，不会有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占领半个中国的事。一句话，如果小农能自己组织起来实现现代化，中国根本就不会出现共产党。靠大学教授或者一小批有激情的大学生去组织农民，也是空想。民国时，晏阳初和梁漱溟先生都带着学生搞过“乡建”。这种唐•吉诃德式的精神令人感佩，但他们能做到的，较之党和政府，乃是九牛一毛。中国农业大学的何慧丽老师之所以能在河南兰考县组织起农民合作社和农民文体活动，不是因为她是农大老师，而是因为她挂职任该县副县长。组织农民，靠的不是比农民更丰富的书本知识，而是靠实际操作能力，靠生于兹、长于兹、熟悉当地民风民情的基层党政干部。

　　尽管我们的答案是依靠基层政权，但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高级官员，却对党领导的农村基层政权高度不信任，经常把他们看成是农民贫困的原因。然而，不靠基层党和政府又能靠谁呢？总不能靠宗法组织、黑社会、反政府组织、甚至外国宗教势力来推进中国社会进步吧！固然，基层党政机构存在大量问题，特别是腐败。然而，那是改善基层政权的理由，不是所谓“国退民进”或者“小政府、大社会”的理由，不是取消基层政权的理由，更不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理由。

　　正因为有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政府和基层政权，自回归家庭耕作到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的15 年里，中国农村没有出现基层的权力真空，以自由小农家庭为主体的农村经受住了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农村社会基本保持了稳定，甚至还取得了三大成就：第一，在极为困难的财政条件下，基层政权组织起数亿农民家庭去维持九年义务教育体系。中国新一代农村人继续成为能写会算的劳动者，积累了中国的“人力资本”。第二，在极为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基层政权自发组织了农村工业建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90 年代前半期构成中国工业、出口和税收“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好局面，并使中国的农村人熟悉了非农产业的工作。第三，在极为困难的社会条件下，基层政权维持了乡村社会秩序，在维护水利设施、环境、森林、水土、卫生、公共设施、征兵复员等方面尽了力，为落实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税收政策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政策尽了力。没有基层政权在困境中的努力，中国政权就是空中楼阁，中央政府就没了腿和脚。

　　然而，正是这些基层干部们，在近十年被舆论大肆妖魔化。成功是“专制”，不成功是“无能”，而贿选出来却被说成“有合法性”。这也是中国农村走向破败和混乱的十年。当基层政权被剥夺了财权，被舆论抹黑，并且自上而下地堕落，社会主义的社区自治组织就瓦解了，农村人民又成了一盘散沙，回到了自然经济的时代。各种农村社区事业，包括水利、教育、医疗、卫生、社团都在衰败甚至垮掉了。其中，农业方面的衰落更明显：机耕被废除了，因为机器翻不过密密麻麻的田埂，也没有谁家愿贡献机耕路占用的田地。牛耕被放弃了，因为一户仅两三亩地，养牛耕地不合算。于是个体农户倒退到了靠人力耕地。再有，双季稻产区只种一季稻，因为人力成本高，自己吃一季就够了，种双季不合算。这不是“新农村”，而是旧农村。这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传统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在1840 年敲响了传统农耕社会的丧钟，形成了李鸿章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有了共产党的胜利及合作精神的推广。在今天繁荣的城市经济面前，在强大的市场力量面前，传统农耕社会的衰败破落是必然的，是不可能“复兴”的，更不可能靠义和团式的（维权）“起义”来复兴。

　　慈善事业救不了中国农村。改善基层政权，依日靠基层政权，支持基层政权，让基层政权组织农民进行改善生活的劳动，才可能“对接”政府的社会主义援助和乡村社区的社会主义自助，才可能有“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城市自由派的认识相反，今天的中国农民并不缺少“自由”，社会主义才是中国农村光明的出路。

　　因此，国家援助农村的有限资金，不论投入到哪个具体领域，都应当成比例地起到帮助基层政权组织农民的作用，用于吸引组织起来的农民走通过劳动改善生活的道路。组织起来了的农民社区，以及社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不组织起来，中国农民就是分散的“虫”；组织起来了，中国的农民社区就是无数条“龙”，如志愿军一般，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与安全；如华西村一般，人均产值超越瑞士，使我们的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在这方面，江西省赣州地区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那里，只要基层政权组织起改善生活的社区劳动，比如修路、改水、改厕、清除垃圾，美化社区环境，政府就给一定比例的拨款或材料援助。

　　2、村民的物质需求与文化需求之间的关系

　　劳动创造财富。建设新农村，组织起来从事改善生活的社区劳动是根本的出路。组织分散的个体农民极为困难。但无数农村社区集体的成功实践证明，从精神生活入手组织农民，建立社区意识和社区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乡村文体活动的短缺，绝非仅仅是钱的问题。在贫困时期，中国基层政权曾用各种“土办法”点燃了农民的激情。今天，农村缺少文化活动的主因是，回归家庭耕作以及基层政权懒惰涣散。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东风，我提出改善农村文化生活的六条建议：

　　第一，恢复乡村的文化体育生活。政府应依托基层的小学、中学、党支部、共青团、妇女联合会，由各级政府补贴，恢复乡村的文化和体育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是恢复乡村电影放映队、乡镇图书馆、行政村书报室、每年春秋两季的乡村（学校）运动会、乡村的歌咏、舞蹈、诗歌、绘画比赛，等等。

　　第二，发掘和改良乡村原有的文化资源。政府应依托乡村艺人、乡村知识分子，乡土演艺团体，去积极发掘和改良乡村原有的文艺资源，比如，资助面向集市的定期民间演出。同时，建立层层竞争选拔的机制，使健康的、体现新时代精神的乡土文化能够在本地区、本省、甚至全国脱颖而出，为本地人民争光，成为本地人民的骄傲。过去催生了赵本山和姜昆的机制，是个好机制。

　　第三，培养本土的文化活动带头人。各级党政机构，应当重视开展乡村文化体育活动，重视提拔能够在乡村组织起文化体育活动的干部，他们多数是组织能力最强的乡村青年干部，是能够改善本地农民精神面貌的干部，是党和政府乡村干部的最重要来源。政策方针决定了，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

　　第四，普及乡村卫生知识。政府应依托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乃至乡村各医疗保险机构，由各级政府拨款，大力普及乡村卫生知识。卫生知识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是非常短缺的，也是农村地区人均寿命比城市短的主因。涉及生育、饮水、采光、通风、灶厨、房屋、坟地、牲畜圈、传染病等方方面面的卫生知识，固然不能直接改善卫生条件，但能吸引农民通过自愿的劳动去改善卫生条件。其实，改善生活为的是更长久的寿命。能帮助人民活得更久的制度，就是好制度。

　　第五，普及科学常识。政府应依托各级基层党政组织和当地科教机构，在农民中大力普及科学常识。科普绝不仅仅是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更重要的是普及科学常识，用科学知识解释农民生活环境里的山川河流、自然环境、人类进化、社会历史。当农民把自己的实际生活环境与在中小学学到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就会自愿地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在知识的时代，科学知识就是力量，是农民们产生进步愿望的动力。

　　第六，建起城市与乡村文化的桥梁。农村文化和体育生活的贫乏，是农民精神面貌落后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是城里的书报和文化活动“过剩”，另一方面是农村孩子连课本都买不起。架起这两极之间的桥梁，是政府的任务。应当由城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学校，认领全国各地的行政村和贫困乡镇，帮助他们获得书报杂志，资助他们的少先队、共青团、妇女组织、文化馆、图书馆，帮助他们举办文体活动，比如乡村运动会。复兴农村文化，举办农村的文体活动，是全体城市人的义务，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要全国人民一道参与。总之，新农村要求新的精神面貌，新的精神面貌在于积极促进乡村的文化和体育活动。

　　3、农村的短期需求与未来农村发展方向的关系

　　新农村的未来，在于逐渐减少农村人口，扩大人均耕地面积。换句话说，新农村的希望在城市，在城市包围农村的宏观政策。“新农村”取决于城乡互动，取决于城市发展的需要与乡村发展相互协调。什么是城乡协调建设“新农村”？这里我提出六条措施：

　　第一，为了新农村，城市要尽力巩固、留住现有的流动人口，使他们不必再回流农村。中国农村总人口号称九亿，但在其家乡附近的企业里（原来的乡镇企业），十年前就容纳了一亿两千多万劳力；流入城市打零工的还有一亿两千多万，两者合计两亿五千万壮年劳动者，由他们直接或间接供养的老人、孩子和亲戚至少有一亿五千万，这就是四亿农村人，基本与中国当前城市户口总人数持平。建设新农村，要求巩固流出人口，为此，中国政府要调整现行的城乡分离政策，在户籍、小孩就学、城市福利、城市住房等方面对流动民工予以帮助，这是最有效的新农村建设，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涉及跨市甚至跨省的协调，需要各省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协作。

　　第二，为了新农村，在城市扎下根的农村人，就要放弃农村户口，并向村集体交还承包的耕地以及房基地的权利（房屋是私有的，可以卖掉）。同时，对退休返乡的流动民工，国家应在县城附近免费划拨地块，供他们自愿集资建房，使之有升值的机会，并给予他们本县城市户口，享受本地城市户口的福利，条件是他们要放弃各种农村户口的权利。退休返乡的“城市人”，是乡村经济的最大资源。认识不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眼睛只盯着现金和本地自然资源的官员，是无知的官员，也多半是无能的官员。繁荣县城经济，并让留在农村的农民们能拥有较多的耕地，就能重组村社，振奋农民们的劳动热情。当然，这也意味着城乡政府的密切协调。

　　第三，为了新农村，国家必须大力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中等教育。要在县城建设大量寄宿制的初级和高级中学，特别是职业高中。学校提供免费的主食和书本、校服，并让完成了高中甚至初中的农村孩子们自愿选择本县城市户口，享受各种城市福利，条件是放弃附属于农村户口的一切权利。一方面，学校是繁荣县城经济的手段，是增加县城“人气”的途径；另一方面，这是人力资本的投入。如同日本，人力资本是中国的最大资本。正如战后的日本，有了合格的城市劳动者，就不担心没有工作岗位。集中投入乡村的中等教育将导致“可持续发展”，体现“科学发展观”。同样，对中等教育的大额投入，也意味着城乡协调。

　　第四，为了新农村，中国要规划建设新的城市。所谓“新城”当然不是凭空建造，主要是在原有的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基础上扩建而来。我曾撰文，提出组织并以农民为主体建设新城，目的是以农民的劳动换取城市的住房，以城市的住房换取农民放弃家乡的耕地。也就是说，农民的城市农民建，建好城市归农民。这不是具体的操作方案，而是思路，是要求“城市包围农村”，城乡协调发展的一条思路。

　　第五，为了新农村，政府应加强基层政权。积极支持乡村基层政权，支持党、政府、共青团、妇联，以及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在财政和组织上支持他们为改善社区生活环境而做的努力，从而促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社会主义与基层社区的社会主义进行对接。政府要发动城市企事业单位去支持乡村基层政权，为他们成建制地到城市创收提供帮助，为基层政权撑腰打气。在组织社区建设中，必将涌现出一批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优秀干部，他们因为能为本社区的老百姓解决具体问题而获得支持，因为能改变社区面貌而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第六，为了新农村，城市的政府应当与城郊的乡村社区协调城市扩张方式。

　　城市扩张，应当向农民社区利益倾斜。城市扩张占地，绝不像有些城里的“法律维权分子”说的那么简单，是剥夺了农民多少万亿。正如我们有些学者总在声称，中国计划经济的发展是靠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剥削农民的结果。那是荒唐的，在数据上完全站不住脚，中国农民不认可,世界各地的学界也从不认可。尽管城郊农民只占中国农民的一小部分，占地补偿问题还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关。自英国“圈地运动”以来，世界上有许多经验可资借鉴。所有的成功经验都指向一条，城郊农民以社区为单位组织起来，以自己的团结和实力参与和加入城市扩张。在这方面，中国农村的社区集体、特别是社会主义集体，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

　　看上去，今日中国农村有许多具体困难，然而，一味地把眼光放在农村的具体困难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本文指出了乡村衰败的原因，批评了“慈善事业”或“散财童子”式的新农村建设思路，在此基础上建议政府按照社会主义的思路进行建设新农村的战略规划，集中财力做以下三件事：第一，改善和依赖乡村基层政权，重建社区合作，用社区的社会主义劳动对接政府的社会主义政策；第二，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文化体育建设，振兴乡村社区精神；第三，在城乡的结合部进行城乡协调，以城市挽救农村，促进少年“城市中国”的崛起。

　　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方向应是城市包围农村。如果这个思路可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政府或许应当建立协调城乡发展的专门领导机构。